铜镜曾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载体

时间:2017-01-06 10:37来源:收藏快报 黄诚/江苏溧阳 作者:admin 点击:
东洋风物说和镜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领邦,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从东汉光武帝赐汉倭奴国王金印册封当时日本九州岛上的倭奴国起,两国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交往。在漫长的交往
东洋风物说和镜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领邦,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从东汉光武帝赐“汉倭奴国王”金印册封当时日本九州岛上的倭奴国起,两国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交往。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日本从礼制文化到器物技巧无不仿效学习中国。铜镜作为一种典型文物,最能反映出中日之间的密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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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日本古代铜镜是由中国三国时期传入日本,日本古坟时期的墓葬出土有类似中国神兽镜的“三角缘神兽镜”,这些“三角缘神兽镜”一般被认为是由当时中原地区传入或是由吴地工匠东渡日本所铸造。随着大量日本遣唐使进入中国,许多唐镜也随着遣唐使带进入日本,今天日本的正仓院,依旧可以看到诸多当时流入日本的精美唐镜。从东汉到隋唐,日本由于铸造技术的缺陷,其国内使用的铜镜依旧是以中国铜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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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直到平安时代后期 (897—1181),才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具有自己本民族特点的“和风文化”,具有本土风格的铜镜即所谓“和镜”,伴随“和风文化”的萌芽也逐步产生。经镰仓、室町时期的发展,到了江户时期,日本金属铸造技术已不输于中国。文献记载,清顺治七年,日本在长崎代中国郑成功铸造“永历通宝”。清康熙五年及十三年,台湾郑经派遣官员,“驾船往日本,铸永历钱”。日本有能力参与中国钱币的铸造,说明其工艺技术可见已完全成熟。而明清时期正是中国铜镜发展的衰微期,故此时的日本“和镜”成为了继中国唐宋铜镜之后东方铜镜文化发展的后起之秀,在这一时期日本和镜随着中日贸易大量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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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镜与中国明清铜镜相比,虽然存在镜体偏薄,铜镜手柄易断裂等瑕疵。但在铜镜的铸造技艺和装饰风格上却都显得更胜一筹。特别是其工艺手法均为在珍珠底纹上用浅浮雕铸塑,构图多为芦荡飞雁、梅菊双雀、古松翔鹤、花草蝴蝶等富有日本风土民情的“和风绘”式样,这与中国当时民间流行的素镜、吉语镜相比更显清雅脱俗,故日本和镜成为明清时期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舶来品,在今天明清墓葬考古中常见和镜出土的记录。这一时期日本和镜以具有长寿含义和符合其审美趣向的蓬莱纹为主要代表,关于蓬莱纹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表现巨鳌背驮负蓬莱山(图1),这一造型取材于《列子·汤问》即“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另一种是以“鳌、鹤、松、竹、梅、大海、山石”等元素,具体以风景画的形式展示神话中的蓬莱仙境(图2、3)。除蓬莱纹镜外,古代日本人认为“桐者根本安家之纹也”(《见闻诸家纹》),故各种桐叶纹也常作为和镜中的主要图案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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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日本和镜中多见“天下一”和“镜工称谓”的落款铭文,这些铭文多带有广告自夸的意味。其中渊源最早可追溯至中国两汉时期铜镜中“XX作镜真大好”之类的铭文。这些和镜上的铭文最短2个字,最长13个字,一般认为分为自夸(“天下一”)、作坊地方(“津白和泉、西村丰后、岩井丹波”等)、官职(“正职为守、副职为掾”)、姓名(“藤原吉、藤原政重、政重”等)、花押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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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镜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载体,两千年来从未间断其海上交往的步伐,日本和镜以其精良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并以画意入镜,体现其特有的东洋韵味,为东亚文明圈的铜镜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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